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未来金融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指明了方向,引导金融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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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篇大文章涉及的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和经济金融结构优化的着力点等重要领域。其实质性要求是在中长期调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有效地支持国家战略性重点领域建设。五篇大文章所给出的任务对国家经济金融中长期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持续强化科技金融,引更多活水润泽科创发展
科技金融是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侧重于通过市场运作,以创新的产品、服务和机制,为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金融的发展,在有关政策和部门的推动下,初步建成包括银行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创业投资、融资担保和保险业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型和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尤其是近年来科技型企业贷款持续较快地增长。截至2023年6月末,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达到41.5%,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达25.1%,“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0.4%。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功能也在显著增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放在五篇大文章的首位,足见对科技金融的重视。
近年来,虽然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广度和精度不断提升,但在有效覆盖科技创新链条和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比如科技创新需求与金融服务之间尚欠匹配,传统的金融服务体系通常较注重为大型企业提供支持,难以满足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发展需求;科技型企业具有轻资产和高风险等特点,商业银行通常对其融资持谨慎态度,中小民营科技型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为了促使金融更好地为科技创新和科技型企业服务,一是要完善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评价体系,注重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等进行有效评价,为金融支持提供精准的依据和指引。
二是金融机构应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获取更多科技型企业信用数据和其他可代替数据,为企业评价提供有效的量化创新基础。
三是推动金融机构针对性地创新产品和服务,如知识产权质押和股权质押贷款等。
四是充分运用创新技术赋能,加大对科技型企业风险识别和监测力度,提高风险防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五是更大范围地推进金融创新,以非银行的各类金融工具全方位地提供金融服务。
六是加强科技金融人才培养,持续提升科技金融的服务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
打造金融“三梁五柱”,实现经济绿色发展
绿色金融是指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基建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股指产品、绿色保险以及碳金融等。绿色金融的突出特点是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纳入金融活动的全过程;通过资金要素和配置带动经营主体绿色低碳发展手段,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平衡。
“三梁五柱”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梁”是指金融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与市场定价三项功能;“五柱”是指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金融机构监管与信息披露要求、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产品与市场体系、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等五项内容。
伴随着绿色理念的兴起,在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绿色金融实践快速发展,绿色信贷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中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业务较为成熟的产品。数据显示,从2018年至2022年,我国绿色贷款余额五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1%。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信贷余额达28.58万亿元,高居全球榜首。预计2024年全国绿色金融市场的需求规模将达到21万亿元。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数据测算,我国要实现“双碳”目标,资金需求总量约达139万亿元,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绿色金融的发展空间巨大。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全球第二大的绿色债券市场。虽然绿色金融规模看上去很大,但占全部金融活动的比例不高。据测算,绿色信贷余额占全部信贷余额的比重为11%左右,仍有不小的上升空间。绿色债券比例更低,成长空间更大。
虽经多年的发展,我国绿色金融的服务质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绿色贷款投放的行业结构与实际融资需求结构之间还有一定程度的欠匹配,需要推出更多针对性的举措。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激励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应对资金缺口,激发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融资模式、金融工具等方面的创新活力。
从实践看,仅靠传统绿色金融来支持包括光伏、风电、电动车等经济活力是不够的,尚不能够充分支持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向。碳市场覆盖的行业涉及面较大,其经济活动总量占GDP比重远大于“纯绿”经济占的比重,还需要出台更多的相关政策,引导更多资金投入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型。
构建“包容式”普惠金融制度框架,促进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主要是中低层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群体、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普惠金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金融业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普惠金融已经形成由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其中银行业是普惠金融主体。根据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目前全国银行业机构网上覆盖约98%的乡镇,基本实现了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家家有账户。小微企业有贷款余额客户数达4200万户。2023年前三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同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的普惠金融在城乡之间、不同规模银行之间、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产品供给、服务支持等方面的力度和精度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未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应协同发力,形成全面的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体系,有效发挥政策的激励约束作用;根据经济周期、宏观环境动态调整政策,区分短期激励和长效机制,完善短期政策市场退出机制和长期政策评估反馈机制;加强部门间协同,推动各类政策考核标准互认互用。稳定实施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的税收政策,延续实施金融机构农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等。通过实施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政策,加大财政支持普惠金融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加大对普惠金融流动性的定向支持,降低银行业服务成本;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改善普惠金融风险制度环境。金融机构应加快数字化转型,以数字赋能普惠金融,打造健康的普惠金融新生态。
建立健全养老金融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养老金融是指围绕社会成员各种养老需求所进行的金融活动,包括养老金制度、养老资金管理和服务以及养老产业投融资。与其他产业不同,养老金融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有必要兼顾政策性和市场化手段来发展养老金融。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覆盖范围广泛、多方主体参与的“三支柱”养老体系,即政府主导的基本保险制度、单位主导的职业养老金制度,国家税收优惠支持下个人自愿参与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
近年来,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同时在个人养老金的积累与保值增值方面不断尝试,还有金融机构不断拓展服务边界,深度融入养老产业发展。截至2023年10月末,金融机构推出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类个人养老金产品总数已超过700个,更为广大的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带有养老属性的资管产品、养老金融产品近年来持续扩容。
从中长期着眼,银行业、基金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可通过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专属产品及产品组合,满足不同年龄层次、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投资目标、风险偏好的客户群体在养老财富积累与财富管理方面的需求,形成差异化的养老金融产品特色,构建基于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产品线。同时将养老投顾与全生命周期养老解决方案深度绑定,推动养老投资者在践行长期投资理念的实践中获得长期收益。
作为养老金融产品主要提供者之一的保险业,应结合老年客户群体的风险保障需求与风险特点,健全和完善组合灵活、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的养老保障产品体系。持续创新推出与养老相关的系列保险产品,包括养老专属产品、健康保险产品、个人养老金产品等,涵盖养老、疾病、医疗、护理、意外伤害等各类保障。银行业应持续推进养老项目的信贷投放,明确阶段性目标,稳定提升养老项目信贷在总信贷余额中的占比。
持续推动数字金融创新,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金融服务的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具有金融与科技双重属性。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对客户营销、产品设计、风险防控、投资决策等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应用流程以及产品,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年来,数字金融业务模式和业态不断进化,主要包括:数字货币、数字支持、互联网贷款、数字信贷、数字记录、数字理财等。作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数字金融承担着支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使命。
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着不少挑战和难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字安全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数字金融发展与布局尚欠平衡,经济欠发达地区及农村的数字化使用在金融服务匹配方面的效率和质量不高,金融数字化业务重塑和管理模式变革步伐缓慢。数字产品多元化不足,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不高。数字金融监管机制不够完善,法律法规和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及数据安全管理依然需要深入变革和强化。
未来数字金融发展需要政府积极作为。一是不断完善数字金融的顶层设计,精准把握其总体战略发展方向。
二是适度超前布局和投资数字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打牢地基。
三是适时健全和完善数字技术应用,业态创新发展相关的规则与标准,正确规范和导向数字金融发展。
四是建立健全数字金融治理体系和机制,形成常态化监管体系,营造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
五是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构建新型风险管控机制,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风险管理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
金融业要全面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化,对管理理念和经验模式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满足数字经济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
一是充分认识数据要素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意义。推动数据有序共享和综合应用,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有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二是深化数字技术的金融应用,拓展金融服务边界,提升直接金融市场的覆盖程度,降低金融业的服务成本,尤其是要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新技术作为抓手,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增强数字金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平衡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运用数字化和大数据分析能力,更为准确地进行风险监测和流动性管理,提升企业数字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作者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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